要满足法律科学之一般性和体系性的要求，就要超越特定的部门法知识，建构出适用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基本概念，甚至超越特定国家法律体系的基本概念。

与自然犯的认定不同，法定犯的认定过程中受到了行政认定的巨大影响，这是在刑事辩护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三）法定犯的行政从属性 法定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行政犯，因此，法定犯中包含了一定的行政要素。

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汇管制开始收紧，于是颁布了《关于惩治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又将买卖外汇规定为犯罪，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从理论上来分析，法定犯的行政从属性分为消极的从属性和积极的从属性，法定犯的消极行政从属性又被称为出罪的从属性，即没有违反行政法规就不能构成法定犯。对犯罪的这种理解建立在行为刑法的基础上，更强调犯罪和法律（这里的法律主要指刑法）之间的关联性。只有同时运用两个标准才能准确区分法定犯与自然犯，法定犯是存在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并且不具有伦理违反性的犯罪。因为法定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是与自然犯相伴生而存在的，因而只有正确的理解自然犯的性质，才能在对应的意义上深刻的揭示法定犯的性质。

严格来说，加罗法洛并没有明确提出法定犯这一概念，而只是在与自然犯相对应的意义上讨论了那些没有列入自然犯范畴的犯罪，这种犯罪的特点是与国家的特定环境有关，而不具有行为人的道德异常。主要体现在兜底条款的规定中，例如非法经营罪，其中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既有科技立法范式，简单强调经济主义的单一维度，虽然两三百年以来成功地刺激了科技应用和经济增长，但是现在明显具有很大的不适应性。

计算社会学、人工智能化社会理论正在揭示新社会发展和建构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新计算方法和人工智能，可以发展更好测量世界的全新思维工具。鉴于人工智能的巨大科技风险，特别是基于其具有与人相通的认知能力，对于人本身构成了混淆或者替代威胁。建立内外结合互动的安全管理体系。随着人类对技术经济意义追求不断升级，甚至引发了对于技术的膜拜，促成一种技术统治乃至技术垄断的技术意识形态后果[3]（P43-62）。

安全，既包括个人及人类的安全，也包括社会安全。人工智能技术新发展，由于对计算方法极为推崇，导致了一种计算主义新思潮，似乎世界不过是计算或信息流构成的[8]（P2，20）。

这种信息简化主义世界观，引发了有识之士对技术致死的忧惧：如果我们的道德、伦理和公共事务等问题被所谓的技术重构，变得这样简单可控，那么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9]（P92）？此外，人工智能基于它在认知能力上的发展而具有与人的相通性，还带来了棘手的重新塑造人与人造物关系的全新课题。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复杂技术，其治理与对于一般的行为治理不同，存在技术专业化的特殊性，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除了通常法律的行为治理模式，应当针对技术架构的特点引入技术治理。总之，这种新范式体现着当代科技立法的新趋势，演绎着科技新人文主义，引领法律与科技的关系新型化，由单一经济主义向社会和经济并重转变，成就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法律变革的精彩。我们今天还没有到可以摒弃科技经济效用的时候，只是不宜取经济主义而单兵冒进，而是应予制度创新，兼顾必要的社会性以有所节制。

近代开始，人文理性主义的意识崛起，科学意识也随之觉醒，人类技术开始与科学思维与方法紧密相关，从而由单纯的技术发展为科技。但是，这些功能性价值，最终要服从于居于上位的人的价值，后者具有终极性、本位性和优先性。这些使得进行大规模社会协作成为可能，社会共享、社会合作的前景诱人[5]（P199）。科技活动及其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的问题正在于此，简单片面地强调对于科技经济意义的追求，而忽视科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意义，甚至为了科技的经济意义而不顾其他的后果。

中国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在保障措施部分的第五点提到，大力发展劳动力培训，但目前这方面的举措还有待实化和明确。仅以数据资源为例，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离不开大数据集聚和及时更新，数据越丰富越动态就越好，因此有必要通过设计为人工智能开发者创造合理获取数据的机会，除了尽可能开放可公开资源之外，也需要为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在具体场景中动态获取必要数据的便利。

这种思维对于科技的认知倾向是，仅仅以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术语来对待这一问题。即，技术主要作为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工业革命的推动要素而受重视。

美国学者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提出，人类技术文明以来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即工具时代、技术统治时代和技术垄断时代。坚持人的价值观的重点是，坚持人的价值的原初本体性，坚持人工智能的价值与人的价值一致性，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以人的价值为优先。按照贝克的说法，就是要将过去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或者说从财富生产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转变为风险控制支配财富生产的逻辑[7]（P3-48）。所以，一方面人工智能领域存在传统法律部门的交叉适用，另一方面却在很多地方需要具体化、特殊化、进一步场景化。20世纪初，面对新一轮科技大发展的机遇期，各国为了快速提升和确保国家竞争力，更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甚至上升到推行科技创新战略的高度。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称之为工业社会的自反性或自反性现代化。

一般而言，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科技创造者、投资人、股东，以及控制了作为人工智能运行基础的数据的为数不多的大平台。前者，体现为人工智能立法存在一般规范与具体规范的合理分置问题。

在应用面向上说，这种与人的相通性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潜在效用，能够替代人类发挥智慧作用，可以想象，从经济增进上来说功效可期，厚利在望。人工智能科技作为新兴科技，自身在应用上具有许多其他科技无法比拟的迭代效应，存在巨大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化空间，此外还具有渗透其他几乎所有领域的效用，即通过人工智能+方式，可以放大其他领域的效用。

它通过与资本的结盟，在工业革命初期导致的社会灾害问题就已经凸显，比如说工业事故、劳动安全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所以，劳动力体制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

此外，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的社会价值，还包括人工智能对于社会建设的功能在内。例如，在人工智能决策领域，可能导致的负效应就包括问责不合理、引发失业、诱发网络入侵和网络犯罪、缺乏责任义务、决策过程不透明或难以理解、加剧该领域的不平等、违反算法合理、对人性化形成根本威胁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国基于二战的需要，集中科技资源备战，强化有组织的攻关研究，旨在保障和促进对于战时工业经济特别是军工有优先支持作用的科技的发展和竞争。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科技垄断带来的竞争优势，在石油、采煤、榨油、烟草、制糖等部门出现了卡特尔、康采恩或托拉斯组织，这些不断崛起的大型企业联合，具有经济集中的优势，这种情况受到主流地位的自由市场理论抨击，导致了旨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法的出台。

人工智能一般法，通常包括人工智能一般市场规范、一般风险规范以及一般政策规范的内容。到19世纪中叶，除了传统的煤炭、纺织业，电气、化工等新的科技领域得到突破，进而促成了新科技产业的出现和繁荣。

即，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从现代化进程自反性角度来看，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以生物科技为例，生物技术经过过去20年的发展，在数字技术和新材料的支持下，基因组、基因工程、诊断学、制药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质的飞跃，出现了能够改变生物系统的技术或生物设计技术，在DNA测序、DNA合成等DNA操纵下，转基因植物技术、干细胞技术、克隆技术、胚胎技术、基因治理技术、基因编程技术等可谓层出不穷，这些对于生物工程、精密医学、农业、环境、人体健康等显然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它们同时带来了对于人本的威胁，因为极有可能改变人之为人的原样，所以也引发了极为深刻的人本主义观念下的伦理和安全危机[21]（P187）。

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可能引发系统的社会公平和平等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社会安全和风险问题。这些原则成为全部规则设计和体系解释的原理基础。

[18]（P12）自主化技术的后果，对于人类文化自主性形成压制，最终促成技术统治乃至技术垄断。人工智能科技以其潜在的威力正在塑形一个新的时代。这个伦理性问题不好处理，值得加强研究，要尽快拿出可以确信的兼顾伦理设计的方案来。例如，为了达到更好地贯彻价值的效果，应当在人工智能设计环节就为技术赋予价值观，把必要的人本要求、社会需要预先嵌入进去，使其成为价值—技术社会—技术系统[21]（P11，42-48）。

人工智能无论从研发还是应用，都包含了巨大的共享和协同需求，同时也蕴含了巨大的共享和协同价值，还暗含新时代的普惠追求。而具体的劳动者、消费者甚至一般生产者等则容易沦为不幸者[20]（P9-12）。

人类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需要加强的确实就是自己的经济生存能力问题，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让人类具备吃饱穿暖的能力，这大概应该成为一条底线。20世纪50年代，通过科技政策机制，大力投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重建和发展打造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础，并且着力电子、石化、原子能等新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和转化，形成了新一轮科技产业化。

科技具有经济的重要性不等于就会产生科技立法，只有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形成了关于其重要性的认识，科技立法才会水到渠成，科技事项才会成为相对独立的规范对象。原先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技术—经济模式，调整为以国家科技政策为基础的干预式技术—经济模式[12]（P99-100）。